“說的不客氣一點，你曹總長是在走鋼絲撞大運。”章宗祥的聲音透著深深的憂慮，“你既然清楚日本人是算政治帳的，還要借這些錢花，這是在碰僥幸。而且一旦傳到民間，你曹總長賣國賊的名聲，可就再也洗不掉了。”

“賣國賊什麽的名聲，我倒是不在乎，我只想為國家做一點實事，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號有什麽用？”曹汝霖聽到了窗外隱約傳來的示威呼喊聲，並沒有在意，說道，“日本人雖有圖謀，還得看我們如何利用，段督辦之所以同意借日款，主要目的，是為了加強政府實力，使政府有力量號令全國，防止南北分裂，並可引入日資發展經濟。如能使國家走上正軌，幾年後，必有統一強大之中國出現，斯時以前的那些約定，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議，甚至於和各國所訂之條約，凡損及我主權者，也都可以爭回。所以這也是為什麽段督辦請我出山擔任交通總長，我躊躇再三，還是答應了的原因。”

聽了曹汝霖的解釋，章宗祥和陸宗輿都明白了過來，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，但臉上憂慮的神色仍未消失。

“當初孫氏允諾滿蒙歸日本，也是想以此獲得上位之資本，結果最後落得個事敗身死遺臭萬年的下場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孫氏當年之舉，不可不為段公戒。”章宗祥說道。

“段公於‘二十一條’交涉期間，一意主戰，本為最堅定之反日派，如今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，非但國民訝異，就連我等，也是難以理解的。”陸宗輿嘆息著說道，“段公之才略，比起袁公來，其實還是要差上了一層。”

聽了陸宗輿的評價，曹汝霖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凱，也都禁不住嘆息了起來。

作為北洋系的資深官僚，曹章陸三人對袁世凱和段祺瑞的認識，都比較深刻。作為現在北洋系的第一號人物段祺瑞，雖然是優秀的軍事將領，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和領袖，比起他曾經的主公袁世凱來，都要差上一些。但段祺瑞的志向，卻並不比袁世凱小。段祺瑞志向遠大，而且意志堅定，他想要做的事，只要認準了，無人能夠撼動他的意志，而他現在想要做的，就是讓中國在他的手中實現統一和強盛。

袁世凱死於帝制自為，最終的後果，造成了中國的南北分裂。而多少年的公論，分裂的中國是不可能強大起來的，若要中國富強起來，就必須實現真正的統一。而段祺瑞在“再造共和”之後，認為國家不但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，南北分裂的趨勢反而越來越明顯（在段祺瑞眼裏，楊朔銘已經成了南方最大的軍閥）。段祺瑞苦於自己手中沒有象樣的武力，但如果想要擁有武力，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行的。

當時的北京政府，雖然未必象許多報紙諷刺的那樣，政令不出都門，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況下（相比之下，倒是楊朔銘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些，時不時給中央政府一些接濟），其財政收入，主要依靠幾條有數的鐵路收入和北京市內崇文門關稅，再就是支付庚子賠款和其它借款的關餘和鹽餘。這點錢，事實上連維持中央政府和直屬軍隊的日常開支都不夠。而歐洲來援的用於參戰的款項，一直是由外國人經理的，專款專用，截流很少。除了財政和交通兩部，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門一律欠薪（海軍部之所以倒向楊朔銘，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，薪餉的解決也是一個重要緣由）。發行公債，一開始還可以籌到點錢，但到後來卻總是無法歸還本息，最後也就發不動了。盡管如此，但段祺瑞的意志，並沒有因此而動搖。

為了能夠籌到錢，段祺瑞想到了在弘憲帝國覆亡後一直賦閑在家的曹汝霖，便一再請其出山。而曹汝霖此時已經被西原龜三找過了，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資助段祺瑞統一中國，也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，因而就答應了段祺瑞的請求。

在和西原龜三接觸多次後，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內正毅的用心，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資助，正象曹汝霖說的那樣，是想利用日本的財力完成全國的統一。

對於滾滾而來的日元背後的陰謀，段祺瑞其實也是心知肚明的，但他堅定地認為，一旦中國實現統一，變得強大起來之後，剩下的事情，還是“好商量”的。

在後世的人們看來，這樣的想法可以說是自己給自己挖好了陷阱。但在當時而言，持這樣功利主義的政治家不在少數。從康有為到孫中山，都有過出賣國家領土主權換得中國改革強大之資本的設想和行動。段祺瑞有這樣的想法，其實一點兒也不奇怪。

此時曹章陸三人還在趙家樓曹汝霖私宅內談論，他們全然不知，很快，一場大禍即將臨頭。

北國的春天，來得遲，去得早，可謂“春來也無信，春去也無蹤，眼睛一眨，在北京市內，春光就會同飛馬似的溜過。屋內的爐子，剛拆去不久，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才行。”正因為北京的“春光”稍縱即逝，“踏青”成了雅俗共賞的游戲。

只是1920年的6月，山雨欲來，絕非表達文人雅興的恰當時刻。

6月4日算得上是個無風的晴天，卻此時的人們，卻總覺得頭上是一片陰雲。六月初，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，但人們的愛國熱情，也在這個時候，一天天地高漲起來。

北京的承天門前，正陽門裏大道兩旁的槐柳，被一陣陣和風吹過搖曳動蕩，而從西面中央公園的紅墻裏，卻飄散出來各種花卉的芬芳，假使在人稀風小的時候，也還可以聞到。但在這一天，北京的學生們卻並沒有賞花的“閑情逸致”，在他們的心裏，一心想著的是“國亡了，同胞起來呀！”

1920年的春天，已經被北京人普遍冷落。突如其來的巨大危機，使得世人的目光，全都轉而投向了承天門前吶喊的青年學生們。

以紅墻為背景而又無意於觀花賞木的約4000名青年學生，正手舉白旗，在那裏列隊示威。學生們有的穿著夏布大褂，有的戴著蒙古式的毛絨帽子，學生中穿長袍的占大多數，也有穿短黑制服的。因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氣候，實在說不準。在北京，春天似不曾獨立存在，如不算春是夏的頭，亦不妨稱為冬的尾，總之風和日暖讓人們著了單夾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，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。盡管大清早雖然還有點微涼之感，到了午間卻已讓人感到煩熱，誰愛穿什麽樣的衣服，此時其實已經無所謂了。

中午以後，天氣漸熱。在這大熱天裏，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學生同處於承天門廣場的烈日之下，雖無厭倦之容，卻難免有忿恨之態。

承天門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，是北京皇城的正門。清順治八年重建，此後三百多年，城樓的基本格局沒有大的改變。從承天門到與之相對的中華門之間，即為禦道，兩旁為明清兩代的中央政府機關。即便進入民國，戶部街、兵部街、司法部街等地名，依舊提醒著此處乃是無可替代的政治中心。從皇帝舉行頒詔儀式的神聖禁地，變為青年學生表達民意的公共場所，承天門的意義變了，可作為政治符號的功能卻並沒有變。集會、演講、示威於承天門前，必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，這幾乎成了20世紀中國政治運作的一大訣竅。地方寬敞當然不無關系，可更重要的，還是因其象征著政治權力。

學生們的行動早就驚動了報刊媒體，當記者們趕到承天門時，學生不過聚集了六七百人。然而過不多久，便有大隊學生手持白旗，紛紛由東西南三個方向雲集而來。

對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這次大規模學生示威游行的全過程，當時的《京華日報》記者寫下了這樣的記錄：

“法政專門學校代表等大家到齊，學生們便要游街示眾，叫我們國民也都知道有這種事體。游街後再到東交民巷英、美、法、意各國使館提出說帖，表示我們的意思。完後還要轉到這裏，開會商議善後辦法。……教育部某司長勸說無效、步軍統領李長泰急忙趕來承天門，立於紅墻之下，勸說學生，學生代表又向李統領婉言曰：‘我們今天到公使館，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，一切的行動定要謹慎，老前輩可以放心的。’各校學生大呼走走。李統領亦無言，旋取下眼鏡，細讀傳單，半晌後對群眾曰：‘那麽，任憑汝們走罷。可是，千萬必要謹慎，別弄起國際交涉來了。’言畢，囑咐警吏數語，即乘汽車而去。學生全體亦向南出發。”

“今日參加游行的13所學校，處在東西長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。北大學生因與前來勸說的教育部代表辯論，耽誤了不少時間，故最後一個到達***前。”

“學生的意願，最早的設計，確實就只是提交說帖，表達民意。這一點，從北大學生會所擬的《北京全體學界通告》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學生用白話文草擬群眾集會的傳單，簡單明白，流傳甚廣，現錄如下：”

“現在日本以向我政府借款為名，欲圖管理我國軍事，控制我國金融，眼看就要成功了！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。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，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。中國存亡，就在此一舉了！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：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欺侮！國家要滅亡了，同胞們！起來呀！”

“此通告雖慷慨激昂，其實沒有采取激烈行動的想法，只是呼籲國民起來關註政府日元借款問題。所謂‘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’，也只是寄希望於‘國民大會’之召開。相比之下，北大某學生所擬的《北京學生界宣言》，便要激進得多，現錄如下：”

“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苦，極欲奔救之者乎？則開國民大會，露天演說，通電堅持，為今日之要著。至有甘心賣國，肆意通奸者，則最後之對付，手槍炸彈是賴矣！危機一發，幸共圖之！”

“此雖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，未見游行學生準備手槍炸彈。晚清之俠風高揚，暗殺成風，國人斯時記憶猶新。自民國建立以來，政府嚴禁會黨活動，譴責政治暗殺（起碼表面上如此），而北大學生宣言之放言手槍炸彈，與其時之流行無政府主義及共有主義思潮，不無關系。兩份宣言之微妙差別，隱約可見學潮中之不同聲音也。”

“學生之所以集會承天門前，因此處及西側的中央公園，乃民初最為重要之公共活動空間。承天門附近，明清兩代均為禁地。民國肇興，方才對外開放，東西長街頓成通衢。遂不得不亟營公園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。社稷壇位於端門右側，地望清華，景物鉅麗，乃於民國三年十月十日開放為公園。民國初年，京城裏文人雅集，往往選擇中央公園；至於大型群眾集會，則非承天門前莫屬。”

“最先至者為高師、匯文兩校，北大因整隊出發時，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長官前來勸阻，理論多時，故到***最遲。凡先到者輒歡迎後來者以掌聲，而後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，步法整齊，儀容嚴肅，西人見者，莫不嘖嘖稱讚。學生游行並不妨礙治安，故被作為文明社會的表征，得到相當廣泛的同情。”

但此時的記者們也並沒有想到，這一回的學生集會和以前可是大不相同，因為組織者既不是政府，也不是學校，而是學生們自己。走上街頭的學生，他們的抗議游行，既指向列強，也指向當局。集會上，最引人註目的標語，是北大學生在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的“還我主權”四個大字。

在學生們陸續到齊之後，學生領袖們的演講便開始了。

“此時在偌大的承天門廣場上，並沒有擴音設備，演講者站立在方桌之上，雖然慷慨陳辭，但現場中大部分人實際上聽不清演講內容，只是因為有很多標語，加上不時呼口號，知道大致意思。但這已經足夠了，讀過宣言之後，呼過口號，隊伍開始向南、向東、向北移動。”“四學生代表前往美國使館交涉，美使不在，學生遂留下言辭懇切之‘說帖’。其時國人對於美利堅合眾國及其總統威爾遜大有好感，故直率陳詞，請求美公使轉達此意於本國政府，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。英、法、意諸國使館也有學生代表前往交涉，館員亦答應代為轉呈說帖。至於申請穿越使館區游行，始終未得到允許。學生之所以欲往東而非向北，顯然是沖僅有一街之隔之日本使館而來。”

“此前步軍統領李長泰勸說學生之言，乃當局最擔心游行引起國際糾紛。而學生游行皆尊守法度，未有絲毫過激行動，其愛國又不失理性可見一般。”

“該學生隊伍於午後二時三十分整隊出承天門，折東進東交民巷西口，至美國使館門首，遂被兵隊阻止。該代表等從事交涉，仍未允通行。後即轉北往富貴街，東行過禦河橋，經東長安街南行，經米市大街進石大人胡同，往南小街進大羊宜賓胡同，出東口北行向東。”

“學生欲通過東交民巷往東而行，該處軍警竟然不許通行。學生頗受激刺，不得已折而往北，出王府井大街，經東單牌樓，向趙堂子胡同，入趙家樓曹汝霖之住宅。”

“至於到東交民巷之不讓學生游行隊伍通過，有中國政府的關照，也有辛醜和約的限制。東交民巷最初為名東江米巷，乃明、清兩代屬於承天門前‘五部六府’範疇。乾嘉年間，乃設供外國使臣臨時居住之‘迎賓館’，鴉片戰爭之後，更陸續設立英、俄、德、法等國使館。庚子事變中，西太後縱容甚至慫恿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，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。後清廷被迫與八國聯軍簽訂辛醜和約，此後，東交民巷即成變相之‘租界’矣。”

“東交民巷一帶，東至崇文大街，西至棋盤街，南至城墻，北至東單頭條，遵照條約，俱劃歸洋人地界，不許華人在附近居住。各國大興工作，修建兵營、使館，洋樓高接雲霄。四面修築炮臺以防匪亂，比前時未毀之先雄壯百倍，而我國若許祠堂、衙署、倉庫、民房，俱被占去拆毀矣。傷心何可言歟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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